永泰元(七六五)九月，杜甫在雲安病倒，在此住了半年。次年三月，遷往夔州(今四川奉縣 )，在白帝城下，大江岸邊，居住約二年，在此他看到夔州女多男少的情況，以致婦女既要擔負家庭經濟，又往往到老不能出嫁，有感而發寫了 “負薪 行”這首詩。可看出杜甫對百姓的深摰同情，突破了儒家男尊女卑的偏見，發出人道的呼聲。

此段期間，杜甫經常臥病在床，但仍以寫作遣興，這年秋寫了“ 秋興 ”八首，以身在夔州而心念長安為題材抒發其情緒。

大曆元年(七六六)，杜甫臥病在夔州，寫了篇自傳性的敘事詩 “壯遊 ”，把從幼年學詩起，歷敘漫遊齊、趙，洛陽失策，長安十年，經安史之亂到滯留巴蜀的生活，在此長詩中可一覽究竟。

大曆三年(七六八)，杜甫攜眷離開夔州，出峽到江陵(今湖北潛江西)，境遇不愜人意，晚秋移居江陵南九十里的公安(今湖北公安)，本擬到柴桑(今江四九江)，未果，在這年暮冬入岳陽(今湖南岳陽 )，遊岳陽樓(即岳陽城西門樓，下臨洞庭湖)寫了 “ 登岳陽樓  ”這首詩。

同年寫了 “ 詠懷古蹟 ”抒發胸中感慨，杜甫憑弔楚國著名辭賦作家宋玉的故宅，勾起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。

來到昭君村借昭君當年想念故土，月夜魂歸的形象，寄託自己想念故鄉的心情。因他當時正飄泊西南天地間，遠離故鄉，處境和昭君相似含有自身懷才不遇的感傷。

杜甫瞻仰武侯祠，以自身肝膽情志弔古，對諸葛亮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的高尚品節的讚歌，也是對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嘆惋。

大曆五年(七七０)，杜甫在潭州和李龜年偶然相遇，使杜甫想起十四、五歲時，曾因才華早著，受到李岐王李範和秘書崔滌的延接，在府邸欣賞李龜年的歌唱，如今再度相遇，杜甫輾轉漂泊到潭州，而李龜年也流落江南，真的是落花時節又逢君，也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傷，也感受到唐代社會物質財富和文化繁榮帶來浩劫的動亂陰影，給人們造成巨大的災難與心靈創傷。因此寫了“江南逢李龜年”這首詩相送。

杜甫這一生最後兩年，幾乎是漂泊西南天地間，沒有一個安定之所，主要都是在旅船上渡過的。且又體弱多病，越來越思憶故國家鄉，思念親朋故友，關心窮苦百姓，憂慮國家前途。這其間，詩多抒情寫懷、詠古諷今、感慨激昂、不能自已，所作詩篇，約占今存作品總數三分之一。

杜甫往來於岳陽、長沙、衡州。耒陽之間，生活貧困，渴念家鄉，身體越益衰弱，憂國憂民越切，終於在大曆五年(七七０)冬天，在長沙、岳陽之間的湘江旅船上告別人世，享年五十九歲。